文脉书院4
“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岭南大地倚山临海，地势开阳。自古以来，岭南人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形成别具一格的岭南文化。且务实、开放、兼容、创新之风至今赓续不断。而其文脉之传承，实有赖于历代学者开馆授徒，薪火相传。尤其是书院产生之后，学派纷呈，名人辈出，在中华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
系列策划：陈伟胜 周娴
本版撰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岭南文化经纬度
清代岭南书院数量
领先全国
从东汉三国时期岭南之地开兴办书院之风，到唐宋时期书院的成熟，再经过元明的发展，来到清代，广州地区的书院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黄泳添、杨丽君在《广州越秀古书院概观》中统计，从康熙元年(1662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广东创办的书院达255所，盛极一时。而其中名声较著者达十数所之多。
据曾燕闻研究：明代书院：长江流域51%，珠江流域30%，黄河流域19%，到清代，珠江流域的书院比例上升到38%，长江流域占44%，但是在清代新建书院中，珠江流域所拥有的书院数已超过45%，而长江流域只占35%左右，黄河流域则约占18%。
可知清代岭南地区书院数量已经领先全国。更重要的是，广东地区的书院类型多样，名家辈出，更随着历史大背景的变化，不仅经史理文之综合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格致之学以及与西学有着密切关系的“杂学”也成为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为国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和观念储备。
广州书院“城市化”
清代出现明显倾向
中国早期书院追求幽胜之山野，一方面是出于修身养性、远避喧嚣的考虑，也意在表达学术追求。而清代广州书院出现了明显的城市化倾向，除了表明书院的运行模式发生着变化，也说明了城市的聚集效应对于文化事业的影响。
学者蒂莱曼·格里姆在《广东的书院与城市体系》中提出，至少到16世纪时，中国的书院发展就出现了明显的“城市化”倾向。广州是中国最早通往世界的门户、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贸易发达，长期为富庶之地。在经过了明末清初的战争破坏之后，人心思定，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加上雍正时期开始由消极限制变为积极引导，作为文教事业标杆的书院得到了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层级结构分明、且有互动功能的书院网络。
而参与主体的扩大，令书院呈现出不同的建院思路。在服务传统士子科举之途的正统模式之外，出现了越华书院、学海堂这种官商合作的书院，文澜书院这种“虽有书院之名，却没有开设教馆”，以文人聚会为主要目的的“会所”式书院，依靠官员、商人和缙绅合作，书院吸收资本投资收入的倾向已经明显出现。而广州由于行政地位和商业发展方面的突出优势，拥有了优越的办学条件，为培育本地良材提供了沃土，也对书院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广东历代书院众多，相关的排名也很多，有人将端溪书院与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并称为“清代广东四大书院”，也有人将越华书院与粤秀书院、羊城书院、应元书院并称“清代广州四大书院”，此外还有“三大”“十大”等书院排名，番山书院、禺山书院、丰湖书院、相江书院、学海堂、菊坡精舍等知名书院，也都频频出现在不同的榜单中。实际上，各家书院的运行时间有参差，学业侧重也有不同，很难按照同一个标准来排名。
粤秀书院
300多年历史的文化品牌再现越秀山
清代，书院逐渐受到重视，并将其纳入正统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且雍正皇帝还制定了由官府拨给经费于各省省会设立书院的制度。1733年，雍正帝谕令：“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着该督抚商酌奉行，各赐格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居读书，须预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有公银内支用。”乾隆皇帝也对书院寄予厚望，即位第一年就谕曰：“古者乡学之秀，始升于国，然其时诸侯之国皆有学。今府州县学并建，而无递升之法，国子监虽设于京师，而道里辽远，四方之士不能青会，则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这赋予了书院合法地位，当时全国的官办、私立书院达数千所。
明清时期广东书院之设，最先最大者当为端溪书院，是两广总督所主办之书院。
端溪书院始建距今已449年。书院所在之地肇庆，在明清时期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两广总督的驻节之地。明万历元年(1573年)，时任岭西道佥事李材，始创两广端溪书院。一些研究者指出，李材是大儒王阳明再传弟子。明末清初，端溪书院一度被废，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复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书院改为肇庆府中学堂，成为肇庆中学的前身。其院址未变迁，即目前肇庆中学初中部。
端溪书院之下，当时还有各级书院分布于各地。广州是广东省会,又是两广总督府、广州府、番禺县和南海县的治所所在,因此本地书院自然就区别出了省办、府办、县办的差异。旧址位于今越秀区药洲遗址的广东提督学政署，是主管全省文教的地方官署，简称学政、学院、使院、试院、学署或学召。
广东提督学政署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对广东文教影响很大。以其为中心，逐渐在广州构成了一个层级的书院教育网络。1733年，清廷给全国23所书院各赐金一千两，由总督赵宏灿等捐建、创办于清朝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粤秀书院即独享此殊荣。因为官方的大力支持，粤秀书院迅速发展成为全省文化教育重心。
粤秀书院，原址位于现北京路书院街正南门内盐司街原盐司旧署之地，今已不存在。而在越秀山的绿意盎然之间，我们却又看到了“粤秀书院”的门牌。黄瓦飞檐下，是清雅的小院、花草、莲池。院长瞿汇泉与几位合作者于2013年7月复建粤秀书院，成为广东省民政厅首家批复成立的书院。他告诉记者，这些年，书院先后开办了1000多场优秀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及课程，同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出版等工作，“作为一个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文化品牌，在今天我们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发挥它的文化精神，如何传承文脉，弘扬文风，当是我们的责任”。
越华书院
“处则抱真学问，出则有真经济”
在清代书院大发展的潮流中，官方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很活跃，特别是资财雄厚的商人群体。商人希望通过出资兴办书院，参与科举考试，突破自身的局限。而在广州的著名书院中，越华书院是最具代表性的此类书院。其兴其衰，也均与此密切相关。
金镇在《盐考法》中提到,由于盐税为清初国家财税的重中之重，所以清代朝廷与盐商的亲密程度要远远超过以往。康熙六十年(1721年)广东设立商籍学额，专为盐商子弟入试科举。致使“每秋试发榜”，盐商子弟家中“泥金报帖几满门墙”。越华书院即由此而生。
越华书院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盐运使范时纪和众盐商集资购宅创建，“以会城旧有粤秀书院，因取越华名之”，以培育“处则抱真学问，出则有真经济”的真人才为教育目标。由于本为培育寄籍广东的盐商子弟，所以最初入学之30人，均出自盐商之家。之后则开放商民两者为招收对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越华书院废止，次年二月在原址上修建了广州府中学堂。
而越华书院之影响，还不仅在教育领域。1839年初，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主持禁烟，即以越华书院为驻节行辕，带领地方官员体察民情，制定禁烟措施，并推行查烟贩、筑炮台、练水勇等一系列举措。曾任广州越华书院及粤秀书院监院、学海堂堂长的著名学者、史学家、地理学家梁廷枏，也发挥自身熟悉当地情况的有利条件，出谋划策，给林则徐以很大支持。
鸦片战争之后，曾经由商人捐资、接收商人子弟的越华书院大不如前。斋舍讲堂因经费穷绌，颓败失修，教学条件日渐恶劣，无法聘请名师大儒主讲，其地位渐被学海堂、菊坡精舍、应元书院取代。
世称“九江先生”的名儒朱次琦、“东塾先生”陈澧都曾入读越华书院。前者门人有康有为、简朝亮等知名人物，后者后受聘为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提倡朴学，造就了“东塾学派”。清代词坛“粤东三家”之一叶衍兰也曾主讲于此。
应元书院
开办第一年会试就出状元
宋代以来，广东书院渐从山林之间转入城市。清代的广州城位于越秀山与珠江之间，东西以濠水为界。清代广州官办书院主要分布在今广州市越秀山和中山路一带，围绕着清代广州衙署区而建。这样既便于官府加强对书院的监管，同时建于越秀山麓，靠近主城区也便于书院师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如张之洞创建广雅书院时就曾提出书院的院址应是“山水幽胜，去省亦不甚远，在不喧不寂之间。”
应元书院于同治八年(1869年)由广东布政司王凯泰在越秀山麓的应元宫创办。王凯泰曾师从阮元。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中举，后入李鸿章军幕，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等重臣的联名举荐，迁任浙江按察使。同治六年(1867年)任广东布政使。《清史稿》列举他在广东的政绩：“裁陋规，省差徭，覈厘捐，丈沙田，濬城中六脉渠，增建应元书院。”
应元书院的院长李文田在广东文化史上很有名。他是咸丰九年(1859年)的探花。李文田操守耿介而端正、学问淹雅广博，被在京的广东名士奉为魁首。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梁启超和老师康有为一起到北京参加会试。典试正座为吏部尚书徐桐，副座为礼部侍郎李文田。据说李文田看了梁启超的试卷后被深深打动，可手头名额已满，便去求徐桐给一个名额。但徐桐讨厌梁启超的卷稿“牵引古义，越出绳尺”，因而拒绝了李文田。李文田无奈，只得在梁启超的卷子上批了一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惜哉惜哉!”
曹思彬在《广州历代书院沿革》中指出，该书院着重于科举,因此粤东举人多在此求学深造。今天广州的应元路,亦因而得名。后科举没落，应元书院也随之衰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停办,改为广东先贤祠。
据《广东书院史话》载，在王凯泰来广州之前，广东在清代只出过庄有恭、林召棠两位状元。王凯泰认为广州山明水秀，灵气所钟，断不应只出两个状元，于是亲自在城中勘察，最后看中越秀山。“应元”，取“多出状元”之意。当时广州已有粤秀、越华、羊城三大书院和学海堂、菊坡精舍等大馆。王凯泰决定另辟蹊径，办一所专供举人肄业的书院，只收举人。《广东书院史话》称：“应元书院就是一所研究生院。”
同治十年(1871年)，是应元书院开办后第一个会试之年，一下子出了九位进士，其中五人入了翰林。顺德人梁耀枢以进士廷对第一，成为广东清代第三个状元。“应元”二字果然“灵验”。
羊城书院
首次招生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二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督粮道蒋依创办岭南义学,院址在城南龙藏街。嘉庆八年(1803年)布政使康基田改岭南义学为羊石书院，又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知府刘茂溶建于城南木牌头之珠江义学改为珠江书院。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知府程含章将羊石、珠江二书院及广州义学合而为一，更名“羊城”，又更穗城书院为羊城书院外馆。请示巡抚及布政使司，得充公田700亩，变价得款，连同官绅捐款共银3万两。设立生童膏火170份，当年甄收内课生童各40名，外课生童各20名，共120名。
罗含章《羊城书院记》有说“立定规条,延清名师,实心教读。余公瞬即到院教诸生以修身立品，实济时用之学，升降有等,劝惩有序,庶几收实效焉。”
道光元年(1821年)第一次招生便有两千多人应考，录取不到四十人，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二，可见其抢手程度。后来羊城书院聘请曹雨村任学长,学者日众。曹雨村是南海曹边村人，中举后不出仕,从事教学著述,著有《木笔花馆诗钞》《易学史镜》等书。
羊城书院的首任山长是谢兰生，张维屏为监院。谢兰生是广东文化史上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诗文书画和学术都有极高造诣。他是清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因父年老，请假归不再应考候职。父死后，连续主持广州粤秀、越华、端溪书院讲席，后任羊城书院山长。曾受两广总督阮元延聘，重修《广东通志》任总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