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美术界引发广泛讨论的是关于中国画写生的问题。在此背景下，著名美术评论家邵大箴就当前中国画创作中的写生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
邵大箴指出，中国传统绘画历来讲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向自然学习，从客观自然中汲取灵感进行艺术创造。然而，写生只是师造化的一个重要手段，而非全部。写生不仅包括实景记录，还可以是寥寥几笔的大略印象或细致、翔实的描写。
邵大箴进一步解释，写生的重要性在于克服艺术创作中的胡编乱造，引导艺术家以客观物象为基础进行艺术构思。但他强调，写生并非解决中国画问题的万能药方，正确的写生方法至关重要。还要认识到中国画写生概念、方法与西画的区别。
邵大箴提到，中国画有较为稳定的程式化语言，更加重视继承与创新；而西画则更重视随客观对象变化而变化，偏向激进的变革方式。在写生观念上，中国画强调“写意”，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西画则首先强调写实造型。
对于上世纪50年代李可染等人的写生实践，邵大箴认为，这不仅开创了户外写生的风气，更在画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李可染强调写生包括“看”和“画”，尊重客观自然，并从认识和体会自然中寻找新的表现技巧。
邵大箴还指出，当前中国画领域在对待写生的态度上，应理解写生是师造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非全部。切忌浮光掠影地画一些表面现象，同时要注意中国画的写生特点，不要完全用西画写实的手法要求中国画。
薛永年在探讨写生与新传统时指出，写生作为百年以来形成的美术新传统，既是引进西学的产物，又是为纠正时弊对师造化的回归。它推动了创作源泉的直溯，也促进了绘画语言的丰富。
薛永年还提到，写生与西学引进密切相关。蔡元培曾大力提倡写生，认为“西人之重视自然科学如此，故美术亦从描写实物入手”。这一观念在20世纪的中国画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写生与师造化的回归，薛永年认为，写生既符合艺术规律，又正本清源，促进了题材的扩大和“师造化”传统的回归。通过写生，画家能够走出画室，面向生活，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薛永年还强调，写生与临摹同属于中国画的基本功。写生解决的是画什么问题，而临摹则解决怎么画问题。只有通过写生，画家才能获得新的题材和表现方法，丰富艺术语言。
在回顾中国画写生的新传统时，薛永年指出，写生已经成为中国画教学里与临摹并置的艺术基本功。它有利于拓展艺术题材，丰富艺术语言，成为中国画的新传统。
然而，薛永年也提醒，在图像化的当下，写生的新传统面临着新的挑战。图像的轻易可得可能导致感觉能力的丢失和笔墨精神的消解。因此，坚持写生的新传统，有利于破除依赖图像导致的无深度和少个性，重塑笔墨意境的灵韵。
总的来说，邵大箴和薛永年的观点为中国画写生问题提供了深刻的思考。写生作为中国画创作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写生，仍需艺术家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