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人工智能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格局，语言大模型、多模态交互与具身智能等领域的突破，既为人类社会注入发展动能，也引发对技术失控、伦理冲突与智能鸿沟的深层担忧。如何让这项颠覆性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类福祉，成为国际社会亟待破解的治理命题。近期，来自中国、匈牙利、南非、阿联酋等国的专家围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展开深度对话，提出构建包容性、前瞻性与可持续性的治理生态。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指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呈现“碎片化”特征。尽管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及中美等科技大国积极推动规则制定，但现有机制多依赖伦理准则、技术标准等“软法”，缺乏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硬法”支撑。他强调，人工智能的跨国性要求治理框架必须兼顾发展权与安全性，“发达国家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需承担更多责任，通过技术转移与能力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跨越智能鸿沟”。
匈牙利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学部委员托马斯·葛格里从技术特性切入分析。他比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使信息空间从“被动响应系统”转变为“自主性经济社会力量”，若缺乏国际协调，各国可能陷入“技术竞速”陷阱，忽视安全审查与伦理评估。他呼吁建立覆盖数据所有权、信息传播与商业化的全球监管网络，并强调“科学知识的自由流通是防止技术垄断的关键”。
南非豪登省合作治理部首席主任安东尼·穆恩萨米则聚焦全球南方国家的治理困境。他援引联合国数据称，全球超90%的人工智能研发投入集中在北美、东亚和欧洲，非洲相关专利占比不足0.5%。“决策权重的失衡导致非洲国家常被排除在核心议程外，只能被动接受既有规则。”他特别提到中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倡议，认为这些举措为弥合南北差距提供了务实路径。
阿联酋的实践为治理探索提供区域样本。光辉国际中东公司高级客户合伙人英厄·冯贝勒介绍，阿联酋去年颁布《人工智能宪章》，提出以“和谐人机关系”为基础的治理框架，并通过季度更新机制应对技术迭代风险。她强调，中东企业普遍认同“智能向善”需落地为具体行动，例如通过提升生产力、优化公共服务与创造就业机会，“这要求治理体系必须兼容各国文化差异，同时保障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取算力、数据与人才资源”。
专家们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治理需突破“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薛澜提出“三维治理框架”：以“以人为本”为价值锚点，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类共同福祉；以“智能向善”为伦理底线，将和平、发展、公平等全人类价值嵌入算法设计全流程；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为路径选择，允许各国根据自身国情选择技术路径。托马斯·葛格里补充称，即便是一个初步的全球共识框架，也能为跨国协作提供基础，“否则矛盾规则将导致治理体系进一步碎片化”。
在这场全球性挑战中，中国的角色愈发关键。从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推动成立国际协调机构，中国正通过务实合作探索治理新模式。安东尼·穆恩萨米评价道：“中国将东方智慧中的‘和合’理念融入治理实践，为构建多元共治生态提供了重要参考。”随着技术革命深入，如何让智能浪潮真正成为普惠人类的“福祉之水”，仍需国际社会持续对话与协同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