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至2005年间，中国学界在经济全球化研究领域掀起了一场思想接力赛。六位学者以递进式的研究框架，系统回答了“中国如何参与全球化”这一时代命题，完成了从理论辩护到战略引领的认知跃迁。这场学术接力不仅为中国开放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更重塑了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
刘昌黎在2003年率先破题，针对“全球化是否意味着国家主权弱化”的争议，提出“双重属性论”。他认为全球化既是生产力要素的跨国流动，也是生产关系规则的全球协调，首创“内向全球化”路径，主张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引进外资技术完成原始积累，再逐步实现对外输出。这一理论为中国加入WTO后的开放战略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打破了“被动依附”的迷思。
黄泰岩紧随其后，在2003至2004年间提出“开放驱动改革”的制度响应理论。他指出，加入WTO不应仅被视为贸易机会，更应成为倒逼国内行政体制、产权制度改革的契机。通过将国际规则内化为改革动力，中国实现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改革”的治理升级，为制度型开放提供了实践范式。
2004至2005年，张幼文与黄仁伟从战略定位层面深化研究。张幼文构建的“国民价值增值机制”揭示，国家竞争力不应仅用GDP衡量，更要看本国要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分配。黄仁伟则预判全球化将进入“有选择参与”阶段，主张通过南南合作构建多元供应链，避免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这些研究为中国争取全球分工中的价值主导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2005年成为转折点。王缉慈基于对中关村等产业集群的长期观察，指出“市场换技术”模式已失效。她提出的“创新集群”理论强调，本地知识网络、产学研协同与企业家精神是突破价值链锁定的关键。这一研究标志着学界达成共识：必须从技术引进转向自主创新，实现内生增长。
这场思想接力的最终棒交到了李琮手中。2005年底，他主编的《经济全球化新论》系统梳理了贸易、金融、国家主权等十大议题，构建起完整的中国话语体系。书中提出的“主动嵌入并塑造全球价值链”战略，标志着中国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理论先声。
六位学者的研究呈现清晰的递进逻辑：从破除理论迷思到推动制度变革，从构建战略自主到引领规则制定。这场持续三年的学术接力，不仅为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提供了解决方案，更创造了“双重属性论”“创新集群”等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工具，重塑了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