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画鉴定界，启功先生的名字如雷贯耳。作为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与书画鉴定专家，他的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启功，字元伯，一作元白，乃满族爱新觉罗氏之后裔，雍正帝的九世孙，不仅精通古典文学与古文字学，还曾在辅仁大学执教，其学术造诣令人敬仰。
书画伪作自古以来便屡见不鲜，历史上不乏鉴别真伪的大师。从梁武帝请陶弘景鉴定王羲之字迹，到唐代的褚遂良、宋代的米芾父子、元代的柯九思、明代的董其昌、清代的安岐，直至现代的张珩先生，他们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在书画鉴定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然而，鉴定书画并非总是直观明了。启功先生曾提及康有为的一段趣事：有人携字画求题，康有为幽默地写下“未开卷即知为真迹”，引得旁观者哄堂大笑。原来，求题者只是附庸风雅，康有为不便直言其伪，便以玩笑方式暗示藏者，这种“心照不宣”的鉴定方式，堪称文物界的一段佳话。
当然，也有未开卷便能识破伪迹的例子。如果有人拿来数幅颜真卿大屏，无需打开便能知其真伪，这样的例子同样不少见。
启功先生在鉴定过程中，曾发现两件古法书的破绽，均源于一个“某”字。这个“某”字，在古代用作代称，当不知一人姓名或一物名称时，便以此字代替。然而，在后世的运用中，“某”字却引发了不少纠葛。
在古籍中，第一人称自称作“某”的，往往是旁人记述。但不知何时起，有人开始自称“某”，如“我张某人”、“我李某人”，这并非避讳其名，而是习而不察，成为了惯例。清代诗人王士禛在给林佶的书札中，便以“士○”代替自己的名字，这种自讳其名的做法，在当时颇为流行。
米芾，宋代著名的书法家与鉴赏家，他好随手记录所见古代法书名画。然而，启功先生却发现了一部伪作《宝章待访录》。在这部伪作中，米芾提到自己时，均用“某”代替，而非其真名“芾”。启功先生推断，这很可能是米氏子孙所抄，因为米芾的真迹中，自称各处均作“黻”或“芾”。
另一件引人关注的伪作是南宋张即之的《汪氏报本庵记》。此作曾被收入《石渠宝笈》，并刻在《墨妙轩帖》中。然而，启功先生却发现，文中遇到撰文者自称名处，都作“某”。经过考证，启功先生与友人徐邦达先生发现，这个“某”字原来是楼氏子孙代替“钥”字用的。这一发现，终于揭开了这件似真而假的张即之墨迹之谜。
在书画鉴定中，古画名款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有一幅宋代雪景山水，山头密林丛郁，风格酷似范宽。然而，画中一棵大树干上却不知何时何人写上“臣范宽制”四个字，这无疑是画蛇添足。因为范宽只是他的诨号，其真名为范中正，字中立。这种在画上随意添加名款的做法，往往会导致误判。
书画鉴定不仅关乎作品本身，还与著录、历史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启功先生通过多年的鉴定实践，深刻认识到古代书画的真伪并非一概而论，“著录”书也需审慎对待。因为著录中也可能误收伪作或冤屈佳作。因此，在鉴定古书画时，必须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启功先生的鉴定生涯充满了智慧与洞见，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鉴定经验和学术财富。在欣赏古代书画时，我们更应铭记启功先生的教诲，以审慎的态度去鉴赏每一件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