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诞生之初，人们满怀期待地认为它将打破信息垄断，让知识自由流通，通过理性竞争筛选出卓越思想。然而，现实却与理想背道而驰，互联网非但没有成为理想的公共辩论场，反而变成了错误和有害信息的温床。
起初，人们将问题归咎于“坏信息”的供应端，认为只要限制不良信息的传播渠道，就能净化网络环境。然而，这种思路忽视了“坏信息”的需求端——即人们为何愿意接受这些错误信息。随着信息生产成本的骤降和传播渠道的无限扩张，互联网迎来了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都被海量的碎片化信息包围，面对快速更迭的信息洪流，人们往往缺乏足够的时间、专业知识和心理能量去辨别真伪，从而逐渐放弃理性筛选，转而选择认同熟悉的立场或群体视角，以节约认知成本。
这种“认知捷径”导致信息不再是追求真理的工具，而成为了文化身份和社群归属的标志。于是，传播速度快、情绪化强、迎合欲望的内容大行其道，而复杂且有价值的思想却被淹没在喧嚣之中。互联网从信息的组织者蜕变为模因传播的恶性竞争市场，尤其在算法操控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好传播”往往战胜了“好内容”。人们在这场信息海啸中不知不觉地被裹挟，失去了深度理解和建设性讨论的空间。
法国思想家雷内·吉拉尔的“模仿欲望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现象的新视角。他认为，人类的欲望并非源自内心，而是从他人那里模仿而来。人们通过模仿他人的欲望来获得归属感。然而，这种集体的欲望模仿在带来社会凝聚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冲突。因为欲望的对象往往是稀缺的，每个人都在争夺同样的资源，进而产生敌意和竞争。吉拉尔将这种“互为模仿”的关系称为“双重模仿”，它使社会群体内的敌意不断升级。
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人类发展出了一种“替罪羊机制”。当社会矛盾无法通过常规手段解决时，人们会本能地将矛盾归咎于某个“局外者”或“少数人”，通过集体谴责、排斥甚至消灭这个对象来恢复表面的秩序与团结。在互联网时代，“替罪羊机制”被极度放大，信息传播的动力不再是真理，而是身份认同和集体情绪。左右阵营通过制造和指认“外部敌人”来强化内部凝聚力和道德优越感，情绪高涨的坏信息迅速流行，而复杂、严谨的内容则被边缘化。
作家和学者娜迪娅·阿斯帕鲁霍娃在《反模因》一书中提出了“反模因”的概念，用以描述那些重要却难以传播的想法。这些想法因为缺乏情绪刺激、不易被压缩成口号或模因而被公众忽视。她指出，我们的注意力机制已被模因化驱动所俘获，人们更倾向于传播能激发身份认同和煽动情绪的内容，而非真正需要长期投入与理性思考的方案。这导致社会失去了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
在这样的信息生态下，人们逐渐对公开网络空间感到失望和警觉。原本被视为思想自由市场的互联网，实际上变成了一个高度暴躁、攻击性强的舆论战场。为了避免误解、围攻乃至“社死”的风险，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从开放社交平台撤退，转向更加私密和安全的交流环境，如加密聊天群、私人朋友圈等。这种“抱团取暖”的现象，以及与之相呼应的“黑暗森林理论”，都揭示了人们对互联网从“思想广场”向“舆论战区”变质的应激反应。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非但没有成为有效的信息和思想交流工具，反而削弱了人类在解决重大问题过程中所需的深度和创造性。这一现状迫切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信息环境的设计，保护那些“难以传播但重要”的思想不被淹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