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企业家董明珠的一席关于“不招聘海归派，因其中可能有间谍”的言论，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然而，这一观点并未获得广泛支持，反而遭到了众多官媒及媒体人的批评。有人认为她的说法缺乏常识，也有人认为这是其管理能力的体现不足，更有甚者将董明珠比作“半个司马南”，认为她利用爱国情绪进行商业营销，成为了民粹主义的旗手。
面对这些争议，董明珠在她的网络账号“董明珠自媒体”上首次疑似做出了回应。她表示：“面对不良行为，董明珠坚持和谐是斗争出来的，想干成一件事就要坚持原则，就要把不良行为解决掉。”但这里的“不良行为”是否专指“间谍行为”，还是泛指其他不良举止，则并未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有人翻出了董明珠与王自如的合作与分裂往事。王自如曾是深圳市“孔雀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的获奖者，是典型的“海归派”。这不禁让人猜测，董明珠对“海归”的反感是否与王自如的经历有关。
也有人提出，如果董明珠自己的孩子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她或许就不会发表这样以偏概全的言论。毕竟，没人愿意将自己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然而，董明珠自媒体上的回应更侧重于“斗争”一词。她对于“和谐”的理解，似乎更倾向于通过斗争来实现。这种“斗争哲学”在我们的历史中并不罕见，但也曾引发了不少悲剧。因此，当代中国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正是对这种过于偏重内部斗争的思维的纠正。
作为一家企业，过度强调“斗争哲学”令人费解。团结一心、和谐共生的思维与精神，理应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而董明珠为何如此看重斗争，或许值得深思。如果企业内部“批斗、斗争”盛行，那么整个社会都可能因此变形。
这时，不禁让人想起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他的许多观点和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胡适提倡追求“德先生”和“赛先生”，主张没有绝对的真理，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并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些观点无疑比“斗争哲学”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胡适对中国的封建专制历史中的“人治”传统进行了深入批判，甚至敢于当面指出独裁者的错误。相比之下，董明珠一边声称“没我格力早垮了”，一边将格力的店铺改为个人标签化的“董明珠健康家”，同时无根据地拒绝所有海归人才，这种行为是否与企业管理的传统模式有关，也值得思考。
小米公关负责人王化此前疑似回应董明珠的话：“当时代抛弃你时，连再见都不会说。”这句话或许真的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