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北毕业生扎堆涌入某个行业时，这个行业的黄金期可能只剩下8个月。”脉脉研究院对十大顶尖高校就业情况的追踪，得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结论。从外企到金融，从互联网大厂到教育机构，历史似乎总在重复一个相似的剧本：当名校生成为行业主力军时，衰退的阴影往往已悄然逼近。
二十年前，外企是精英人才的聚集地；十五年前，金融与投行成为名校生的首选；十年前，互联网大厂校招横扫清北复交；五年前，北大文科生中八成考取教师资格证。如今再看这些行业：外企裁员潮不断，金融业从朝阳走向夕阳，大厂35岁危机成为常态，教育机构在“双减”政策下遭遇3000万人大裁员。这种“名校学历=行业冥灯”的现象，正在多个领域反复上演。
深圳中学2021年以30万年薪招揽清北博士的盛况犹在眼前，如今降薪传闻却已甚嚣尘上。这种反差背后，折射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当一个行业开始大量吸纳顶尖人才时，往往意味着其已接近饱和状态。反观处于上升期的行业，因前景不明、收入一般，鲜少有清北毕业生问津。正如互联网黄金十年，真正支撑行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北航、北邮等院校的毕业生，而非清北学子——后者大多选择赴美深造，追逐硅谷的高薪。
这种选择差异源于清北毕业生的认知惯性。在优绩主义体系下成长的名校生，往往比普通学生更早陷入“路径依赖”。他们习惯于沿着既定轨道向上攀爬：在学校卷成绩、卷分数、卷考研，进入职场后卷薪资、卷职位、卷编制。一位清华学生曾向媒体透露，自己大学四年出校门不超过8次，因为身边“大神”太多，稍有松懈就可能错失机会。这种高压环境造就了“清华既能成就人，也能摧毁人”的特殊生态——在这里，评价标准只有“优秀”，一切都要出类拔萃。
经济下行期，这种认知惯性愈发明显。当大部分行业走下坡路时，清北毕业生会惯性选择就业安全区。北大博士应聘城管、半数清华毕业生涌入体制内等现象，正是这种选择的结果。他们宁可去大专院校任教，也不愿冒险创业创新。这种“求稳”心态导致一个悖论：看似最不会失业的名校生，反而成了行业衰退的“风向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曾指出，经济危机时期毕业的大学生，其职业发展轨迹会永久性落后于繁荣期毕业生。原因在于衰退导致的初始收入下降，会通过“职业路径锁定效应”长期限制个人发展。危机周期的毕业生往往被迫进入低质量企业或非对口岗位，这些早期选择可能长期阻碍其晋升空间和技能积累。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学生反而展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学渣卷不动高考，便转去职业院校；普娃卷不动985/211，就选择铁路、师范、警察学校等实用型专业。今年高考后，警官学院成为热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江苏的录取最高分达663分，这种现象被视为“过度内卷”的典型——学霸家长因经济压力，过早为孩子规划“安全路径”。
这种差异背后，是名校生面临的独特困境。他们没有更多选择，只能沿着“卷高考—卷考研—卷编制”的路径前行。北大在读期间考教资成标配，毕业考编进体制被视为“最优解”，因为任何偏离主流的选择都会招致周围人的凝视。像动画导演饺子那样在家待业两三年做创作，对清北生而言几乎不可能——他们的优秀来自既定轨道，成就的上限也被困在了这里。
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在《圆桌派》中曾指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容易被PUA。因为高等教育始终强调“突破舒适区”，要求人们接受痛苦而非舒适的选择。这种教育模式筛选出的，往往是“绵羊式精英”——那些不听话、有想法的学生，可能在报考阶段就已放弃。北京某679分考生拒绝北大强基计划调剂，转而选择浙大人工智能专业的案例，正是这种筛选机制的写照。
当就业难成为普遍问题时，优秀人才的生存策略值得深思。如果一个苗子仅考虑“养活自己”，或许会将自己置于更大风险之中。毕竟，在变化莫测的时代，真正的安全可能不在于循规蹈矩，而在于敢于突破既定轨道的勇气。
